“环境文学”谈

1998年已经成为历史了。但这一年留给我们刻骨铭心的记忆，莫过于全国军民以血肉之躯筑起长城抗击南北特大洪水了。惊天地，震人寰。于今，缅怀英烈，表彰英模，重建家园，仍在进行着。那么，文学呢？当洪水裂岸万分紧急时刻，不少作家身赴前线，创作了《决胜三江》、《遏制江河》、《九江狂澜》、《决战决胜》、《世纪洪水》等感人至深的纪实报告文学。然而，文学能满足这些吗？古人有云：“天作孽，不可活，人作孽，犹可追。”痛定思痛，面对洪水的巨大灾难，引发了多种多样的反思。尤其我们的文学，是不是也应有所警醒与反思？以探求人与自然关系为天职的中国环境文学，它的历史、现状与趋向又是怎样呢？

世界真正意义的环境文学虽从“二战”之后发端，但作为关注人类命运与时代敏感神经的文学，早已开始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探求。且不说远古与中古，从上一世纪看，以“自然界最普通、最平凡的东西”命名诗册《草叶集》的诗人惠特曼，已经为地球生态危机愤然呐喊：“大地……给予所有人的是物质的精华，而最后，它从人们那里得到的回赠，却是这些物质的垃圾。”又如文学大师狄更斯，他写长篇巨制《艰难时世》时不一定有环境意识，但小说里有一个画面，工厂机器甩出刺耳的噪声，厂房烟囱喷吐滚滚的浓烟。工厂主庞德贝不但不改善环境，反而将工厂之烟视为他“幸福的源泉”。由19世纪到20世纪，持有这等“幸福观”的庞德贝们，不是到处可见吗？生态破坏，资源匮乏，人口爆炸，这是当今时代有目共睹的人类生存的三大危机。

我国的环境文学比西方起步要晚些，如果从80年代中期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在《中国环境报》那块小小“绿地”上提出环境文学算起，还不到20年。有的认为，它至今还是一个“小圈子”，人少力单，是一个人们不大注意以至被轻忽的角落。

我认为，不妨把环境文学比喻为一座巍峨的大厦，这十多年已经奠定了大厦的基石，可谓由幼渐壮、从小到大，尤其近几年来，环境文学出现了提升。从那块小小的“绿地”，到今天有了专业刊物《绿叶》，以及其它非专业的但不时发表环境作品的报刊。以往，参与环境文学写作的作家原不算少，但多是“游走”式的偶然涉足，还没有一个稳定的、有代表性的环境作家群。现在，结束了散兵游勇的“游走”，出现了以关注自然生态、创作优秀环境文学作为信念的老中青的作家群落，还有了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等等民间团体。环境文学创作成果也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从微型短制，到今天已有了“碧蓝绿文丛”、“人与动物系列丛书”这样的多主题多卷本的环境文学系列书籍。徐刚两大卷的《守望家园》，将生态宇宙的大视野、哲思和诗化的审美叙述汇为一体。另如陈建功的《放生》、李国文的《垃圾的故事》、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已分别获得了《中华文学选刊》首届奖、《小说选刊》1997奖和鲁迅文学奖第一届报告文学优秀作品奖。后者那“官清之日，水清之时”的呐喊，确有大的震撼力。

反思环境文学的成长旅程，不能不看到它的规模和影响还不算深广，还没有产生与生态危机时代相适应的精品巨著。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探求上，在思维和文化品位方面，环境文学还没有完全走出误区。

其一，环境文学创建至今，还没有充分阐明它深刻的性质、博大的功能和特殊的时代意义，人们仅仅将它视为一种题材、一个文学品种。事实上环境文学的出现，也是一场深刻的思维变革。这场文学思维革命首要打破的是习惯性的狭隘观念，环境文学所审视的不是某一题材，而是曾被漠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关注的是与人类生命攸关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它思维结构的核心乃是人类意识和“地球村”意识。环境文学的视野不仅仅是关系江河湖水的泛滥、森林火灾、厂矿排污、土质沙化之类具体问题，它所沉思的热点和审视的对象，乃是任何题材（诸如体育文学、特区文学、名星文学、打工文学等）的文学品种所不能媲美的。环境文学拥抱的是全人类，面对的是全世界，地球有多大它的容量就有多大，它是没有疆界的广袤无际而内涵又无比丰盛的文学。

文学思维的焦点已经不仅仅停留于人际关系了，环境文学对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投入更多更大的热情。人类生存环境是由社会和自然合二而一的。环境文学不论观照人与自然的关系，或是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人际关系，都亟须开放性思维，要与多学科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建立多边的、广泛的联盟。环境文学家无疑需要更为渊博的现代科学知识。

其二，当下环境文学的误区，我以为是多了些“就事论事”的社会性批判，却出现了文学不该有的文化贫血症。人与自然的关系分明含有丰富的文化意蕴，环境文学意识主要是一种文化意识。环境文学的批判不是新闻热点的批判方式。中国环境文学的提升与深化，亟须承继民族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营养，同时注重西方环境文化的借鉴，融会为一种现代的生存与生态意识。否则，环境文学的批判必然流入浅表化、单一化，甚至在历史观念与思维逻辑上与现代文明时代不相适应，比如有些作品对工业污染和危害生态的行为的批判，以开出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药方结尾。我认为，回归自然的憧憬当然是美丽的，但人类历史却不可能退归没有现代科技没有现代生活方式的自然粗放的史初期。环境文学需要弄清的一是历史感，也即中国生存环境问题须要放在“初级阶段”与经济如何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一是所谓“天人合一”，在当今时代并非简单化地回归自然，而是现代人如何与自然建立和谐的伙伴关系，在现代科技社会与自然生态条件中，探寻人类新型的生存方式。人类生存发展各个阶段各有其历史演变的逻辑。环境文学如果陷入历史观、价值观的混沌与浅表性批判，失去深厚的东西方文化的依托，很难得到现代读者的青睐，很难从浮躁与表层化拔出脚来，创作出精品巨著。

其三，当下环境文学的另一误区，是只重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揭露，却忽视了人的主体，还未能在展开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塑造出我们这一时代的人物典型。环境文学既然作为“人学”的文学，重心依然是人的主体。它区别于报刊电视媒体，不能凭借突发性的新闻事件获取读者的目光。环境文学固然要揭露人们危害环境的行为，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灵与肉的冲突。灵与肉的冲突，是当代文学关注人与人际关系时一个重要主题；当文学进而探测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它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命题。人类自身亟须树立珍惜自然的道德观价值观，而且在节制“肉”的贪婪过程中，需要“灵”的忏悔和净化。人们并未个个亲手滥伐过林木、污染过江河，但在饮食文化、服装文化、家居文化之下含着对于自然资源的肆意挥霍。所以，当今世界面临着的危机，一是自然生态的危机，一是人类如何对待生态资源和如何生存的价值观的危机。而前一层的危机，归根到底是后者酿造的苦酒。当下环境文学虽然注意揭露生态危机现象，对于生态道德观和人生价值观却未能作出深刻地揭示，很少在灵与肉激烈冲突中创造出人物形象。不论哪种文学，尤其新生的环境文学，倘无震撼读者的、得以公认的名篇及人物典型，它就不大可能屹立文坛，乃至影响深远。